看了我之前博文的朋友一定还记得，我的父亲母亲只生了两个哥哥和我、三个孩子。妈妈曾说起，我小时侯和院里的小孩玩“过家家”，每次我不是当姐姐就是当妈妈。我能记得的是，我常会把院里的孩子带到家里，打开装有点心或糖的饼干桶让大家尽情吃，我在一边看着，有一种莫名的满足。也许我真的很喜欢当妈妈还是姐姐吧。可是生了我之后，妈妈就再也没生过一男半女。
可事实上我真的有个和我有着x分之一血缘关系的弟弟。他就是我爸爸亲弟弟、我的亲叔叔的儿子。
那还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叔叔是二婚，婶婶嫁给叔叔时带着一个和前夫生的女儿，跟叔叔结婚后不久又生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也是叔叔的最爱），几年后又有了一个男孩。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要想给孩子一个相对好的生活条件，大人就要节衣缩食，更何况是三个孩子。于是这个小弟弟就被人捎到了在北京生活，且小有官职的大伯家。这也使我有幸真的做了两年别人的姐姐。那段日子也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
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小我十岁，一张嘴一口乡音很浓的童音。那年他两岁左右，长着一个前奔喽后勺的南北头，绝顶聪明。给他讲过的故事、读过的书，一遍他就记住。他的出现除了延续了我儿时“过家家”中姐姐的角色外，更多的是因为我太喜欢他了。
我们家那时住得离城很远，每周回去时这个小不点弟弟都会在车站接我。他喜欢我教他认字，我清楚的记得，他两岁半时已能认识500多字了，他甚至可以磕磕绊绊的看“中国少年报”。这也是他接我的原因之一，因为姐姐会带回少年报。能记起来的还有他胖呼呼、光溜溜坐在澡盆里的样子，每天洗澡只要随便给他个什么玩具，他就会乖乖的任你搓洗。因为我和哥哥都住校，不常在家，院里跟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常会逗他玩，但更多的时候弟弟都会跟在一群比他大很多的男孩子后面，（不知算不算玩）现在想来他才那么小。好几次头上流着血哭着回家来，常是磕的、碰的，有一次是被铁丝扎穿了。我只要在家就会疯了似的抱他上医院。
我老是喜欢逗他说家乡话，每次一句话讲完我和弟弟都会一起大笑半天。小家伙高兴起来经常会在床上翻跟头，有时会不小心从床上翻到地下，接着就是嚎啕大哭。有一次我在别的房间突然听到“嗵”的一声闷响，短暂疑惑后，马上冲到弟弟睡的房间、这时他已大哭起来，我一边揉一边哄，他好不容易不哭了，看着他头上半个核桃大的包，真把我吓坏了，“他不会傻了吧？”赶快找来少年报，逐字的“考问”他，他一见少年报，满脸挂着眼泪却把眼睛睁的大大的，认真接受我的“考问”，他竟然一个字都没忘，这才让我悬着的心放下了。
那时只要我一回家他就像个小跟屁虫似的姐姐长姐姐短的粘着我，那种姐姐的责任让我事事想着他、护着他；他也非常需要我、依赖我。
这样的日子转眼就过去了。
两年后的一天爸爸突然告诉我说，要把弟弟送回叔叔家了。从听到这个消息开始，我心里就像压了一块很重的石头，可这事又不是我能改变的，只能在心里默默难过。
弟弟走的那天换了一身新衣服，家里人还把他的衣物和玩具打了个小包袱。然后托给了一个爸爸单位去西南出差的大人。我和爸爸去车站送弟弟，他什么话也不说，也不闹，默默的坐在卧铺的角落里，也许他也知道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吧。我和爸爸在站台上看着火车缓缓的离我们而去、带着弟弟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我强忍着眼泪不让它流出来。那是我在那个年龄最难受的一件事。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弟弟的思念渐渐变成了久远的回忆。
不久“史无前例”的年代开始了。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信，看着信封下面的地址，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我飞快的拆开信封，只见信纸上歪歪扭扭的写着几个字：“xx姐姐：我想吃糖 xx”天呐！！（现在的孩子完全不能想象，那个商场货架上空空如也的景象，计划经济、加上特殊年代，生产者首先是革命者…）不知是责任、是托付、是情感、是牵挂…总之一种血冲到心口、冲到头上的感觉，我马上抖擞精神,从城外赶到西单,在最短的时间内买了几斤糖给弟弟寄去了。
跟着又是很多年没有他的消息。
后来我当兵时听哥哥说他来北京躲地震可正赶上北京地震，他们一起住过地震棚。
再后来我长大了叔叔给我写信，说起弟弟刚回家时常常扒在窗户边久久不愿离开，说北京在那边、姐姐在那边….
再后来弟弟上大学了,又读了研究生,快毕业时他写信问我,分配是留在当地还是来北京,我当然建议他来北京,主要是北京的发展机会会比留当地多些。他真的分来了北京。
现在他早已成家，并有了孩子，事业和家庭都很好。
弟弟到北京工作后,最初见面的聊天中我曾提起他小时侯在我们家的事，凭他的聪明，他应该都能记得，可有意思的是，他说听他爸爸说他曾得过一次脑炎、挺严重，救过来后把以前的事情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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