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北大荒，夜里就要穿棉衣了，但白天太阳下还是有些灼热。
记得就是场院上堆满了麦子的时候，二哥的那个喜欢我的同学来看我了。他和二哥同在一个农场，我没下乡之前还到他们那儿去玩过。那里的氛围与管理的成熟完全没有影响之后我报名来北大荒的决心。但他们的农场离我在的地方太远了，要坐很久的火车。他先去了师部他的那些大院的“狐朋狗友”处，然后到营部来看我。他的到来让我既意外又兴奋，那些天我经常请假、旷工，完全无视身边的规矩和影响。那次，他让我陪他一起去我初到北大荒就错去了的那个连队找个朋友。回来的路上天色渐渐暗了，我们在那个连队的麦场上四脚朝天的望着黄昏的落日十分惬意的谈天说地，，而后便在铅色的天幕下赶回了营部。我全然不知上天的惩罚和属于我的灾难此时已经降临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有人告诉我说：来找我的二哥的那个同学被连长他们给打了，现在还关着。随后我也被叫去“过堂”。他们问我们昨天都去干什么了？为首的就是那个镶着金牙的营领导，我怎么看他都不像好人。我一五一十的详细叙述着前一天和二哥的那个同学都去了哪里，做了什么。。。。看来我们的“口供”是一致的。不多时二哥的同学被放了出来，他们是怎样对他的他只字未提，但我清楚的看见他的一只手背上高高的鼓起一个包。我想是出拳时没有握紧而造成的间接性骨折吧。恐怕他对自己眼前的遭遇也始料不及。这大概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无领导、无视纪律；另一个就是那是一个劳改农场演化而来的所谓军垦。二哥的同学一脸严肃的告诉我，他马上就要回去了，让我照顾好自己。我想这应该是他们放他出来的条件吧。
他走后不久我被从知青的集体中抽了出来，去干一项没有知青参加的繁重的劳动。那是营里准备在上冻之前盖的一个很大的库房，由于是用毛石（山里炸的没有经过加工的原石）砌墙，墙体很厚重，拟盖的库房跨度也很大，所以地基需要挖得很深。我被派的活就是和屯子里的许多壮劳力一起去挖那地基。随着一天天、一锨锨的挖掘，地面已呈现出一个诺大的深坑。一夏天的雨水，越往下挖泥土的粘性越大，越费力气。每天已十分沉重的腿脚都会沾满泥巴。渐渐的一人多深的坑已无法将新挖的泥土再扔上坑边了。于是便架了几个长长的木板，从坑底到坑边近乎四十度，叫跳板。城里长大的女孩子空着手上下跳板恐怕都会心慌，而我们是要一根扁担担起两个装满湿泥的箩筐上下的；那被压的弯弯的箩筐走平地都会吱呀作响，更别说上跳（板）了，那跳板也会随着重量的增加而上下晃动。真不知哪一次它会被真的压断了。屯子里的大嫂子小媳妇的女人们被派到坑底负责往筐里铲泥，而我则是要和那些男人们一起挑着担子上“跳”的。我性格中那种不愿低头的倔强默默告诉自己：决不能让那些整我的人看笑话，一定要坚持住。也许是我的坚强和隐忍让那些小媳妇大嫂子们为之动容，她们总是交头接耳的为我鸣不平，并每每在我的筐里少装几锹泥。因为生日小，那时我还不满17岁。皮肉的伤痛我已完全不记得了，但那些劳动妇女的同情和帮助让我至今没有忘记。
那些日子有多久、我是怎么扛过来的，都已淡忘了。却有印象在干活的男人中有个身材不高、脸色黑黄，很少说话、但持重、威严的人，偶尔会看我一眼。那种时候觉得自己就是笼子里的困兽，谁议论几句、看上几眼十分正常。可有一天，忽然我被通知不再干此活计了，说是被营里的木匠挑中去当他的徒弟。我近乎劳改犯的身份，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去了以后才知道，我的师傅就是那个曾在人堆里多看了我几眼的那个话很少的、硬邦邦的男人。
师傅姓张，上辈人从山东闯关东到了东北。而后的日子里我才知道张师傅在屯子里多有威信、多有分量，这是他的工种、更是他的人品筑成的。也许是他看中了我的坚强、执拗，也许是他不能坐视那些人对我的不公。从此在那个远离家的地方，一个初生牛犊被牵住了缰绳，我有了一个温暖、坚强的依靠。
师傅除了很少说话外，说出话来也常有些刻薄，但他的正直和内心的强大是屯子里无人可以撼动的。他的做法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让涉世不深、却充满警觉的我感到了一份呵护。所有到木工房来的人，不管是知青还是老职工，有事说事、没事走人，师傅从不给他们好脸色。偶尔的言谈中让我知道了，那是因为防止有心怀叵测的人对我构成威胁。
师傅那年好像四十多岁，走路很快，因为常年干木工活，人虽不粗壮，但肌肉很结实。老伴是屯子里数一数二的丑女（这点我始终都没搞懂），两口子没有孩子，但却很恩爱，家里家外老伴都听师傅的，他们还养了一条屯子里最漂亮的狗。
就这样，我成了方圆多少里都没有的女木匠，也从此结束了我不知天高地厚的日子。
想起来，我庆幸命运的安排，所有这一切都是属于我的人生路程。17岁的我从身体到精神都没有被压垮、摧毁、颓废、沉沦，也许就是人的那部分最基本的素质和能力在紧要处的支撑和坚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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